编者按：以定力致远，以重构图新。大象新闻、大象财富联合腾讯新闻、腾讯财经推出2025年终策划《定力与重构》，回望2025、展望2026，让洞察照见本质，向变革寻求确定。

  “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宏观定调与内需主导的战略部署，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主线，也牵动着跨年之际市场各方的关注目光。

  2025年 12 月中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八大重点任务首位，直面“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同时敲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释放出政策协同发力稳增长的强烈信号。

  “提质增效”首次上升为全局政策取向，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工具箱精准“滴灌”内需与创新领域？促消费专项行动与城镇和乡村居民增收计划如何打通“能消费、愿消费”的堵点？扩大有效投资与激发民间活力又将形成怎样的内需增长合力？

  值此跨年节点，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已然向我们走来。站在这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点，如何前瞻性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成为当下最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本期策划，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特别邀请到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董煜带来全方位前瞻解读。

  这位曾深度参与“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起草工作的资深政策专家，对“十五五”规划期间的经济发展路径给出了系统性思考。作为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等核心决策机构走出的学者型官员，董煜率先提出了“将政策宣传解读放到与政策制定同等重要位置”的重要理念，其政策解读视角独特而深刻。

  谈及未来五年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目标，董煜表示：“我们要改变过去传统意义上只围绕GDP这一个指标去关注的模式，而是要更看重在宏观调控领域面向各方面去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信心不是只从一个指标来。”

  在扩大内需的具体路径上，他表示：“真正的宏观调控，对待消费和投资不是像拔河比赛一样此消彼长，也不是选择题，只能选一个。你必然两个都要。消费是基础作用，投资是关键作用，二者互为促进。消费升级能够拉动新投资，投资通过就业与收入也能创造新消费。”

  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董煜强调了投资的战略意义。他指出：“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竞争力。比如在AI方面的投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大。”

  对于收入分配问题，董煜提出：“不要只看切蛋糕，而是要想先做大蛋糕，因为只有把蛋糕做得更大，切蛋糕才更容易。”

  展望未来发展，他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四方面结构性挑战：产业体系、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AI产业高质量发展前景备受关注。董煜对此充满信心，他表示相信“十五五”期间，中国不会错过以AI为代表的产业革命，甚至有可能是在某些领域能够走得更快一点。

  他进一步预测：以地方政府的努力，加上中国每年有全球最多的工程师的供应，按成功率来计算，“十五五”期间一定会迎来产业和科技方面又一轮的爆发。

  而面对日益激烈的AI人才竞争，董煜提醒企业：“在制定人才政策时，考虑短期需求与长期结构优化的立体化人才队伍，避免‘抢人’内耗。”

  对于新兴起的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他认为所有人都会奔着风口去，在AI等新兴起的产业热潮中，“一拥而上”其实能够理解，但要警惕同质化竞争可能引发的产业生态风险。重点是维护供应链上下游，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

  他强调：“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寻找自我的发展特色，别人不能替代。政府既要鼓励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更好地发挥作用，也应鼓励小而精的‘小巨人’企业，其中有一些可以加快成长为独角兽企业，实现更好的示范效应。”

  经济大家说：在宏观经济层面，未来五年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扩大内需。我国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在这个愿景目标之下，我们GDP目标设定要达到多少？

  董煜：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机构，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增长都有预测值。有一些专家倾向把十五五期间的增长目标定为5%，也有一些建议把目标设在4.5%-5%的区间。

  我认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GDP指标具体设定为多少，是一个需要决策的重大事项，也不排除像“十四五”规划那样“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阐述选项。从外界观察看，特别的重要的是，围绕GDP指标，真正希望向市场释放的信号，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信号，这两项的重要意义不亚于GDP本身定多少。

  除指标本身外，看待增长问题，很大程度上要看宏观政策的力度。过去，宏观政策力度往往是一个短期问题，要根据详细情况不断做逆周期、跨周期的调节。

  这次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关于宏观政策的力度取向，过去很少在五年规划中直接提要求，因为一般都是在季度或年度的宏观调控中去明确。而这次相当于明确未来五年都要实施比较积极的宏观政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向，所有研究宏观经济的人都应该高度关注这句话。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各个地域之间经济提高速度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分化。考虑到经济大省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假设多数经济大省的GDP指标基本能够保持在5%或者以上，那么全国的GDP的指导指标就有了基本面的支撑。

  所以我们要改变过去传统意义上只围绕GDP这一个指标去关注的模式，而是要更看重在宏观调控领域面向各方面去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信心不是只从一个指标来。

  董煜：在消费问题上，我们要特别避免陷入一个纯学院派的争论中。比如特别强调消费，而否定了投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投资要“止跌回稳”，这是过去就没有用过的说法，意味着看到了当前投资存在的挑战，结合“十五五”规划的开局实施和“两重”建设的深入推进，新一年的投资力度会比较大，其中一定会蕴藏着很多新的风口。

  真正的宏观调控，对待消费和投资不是像拔河比赛一样此消彼长，也不是选择题，只能选一个。你必然两个都要。消费是基础作用，投资是关键作用，二者互为促进。消费升级能够拉动新投资，投资通过就业与收入也能创造新消费。

  不能无视投资对消费的带动作用。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竞争力。

  第一，以消费场景创新和减少限制释放潜力。我国实际购买力已居世界前列，但消费活力受限于场景单一与隐性壁垒。

  需重点发力服务消费（如文旅、医疗、养老），并针对不一样收入群体提供适配场景。政策上可通过放宽消费限制（如定制化医疗、高质量旅游），而非单纯依赖财政补贴，快速激活市场。

  第二，以高质量投资优化结构、稳预期。投资需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转向“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新基建，培育新兴支柱产业。

  关键是为民间资本提供清晰回报预期，遏制低效投资，让投资成为长期增长的基石。“十五五”规划实质是一份国家级的投资清单，企业需前瞻性布局其中机遇。近期我们在清华课堂上观察到，一部分有眼界的企业家，正在密切加强商业合作机会的交流，特别是对新的“风口”兴趣浓厚。越是在产业体系转型的关口，越需要有敏锐的研判和行动。

  第三，以收入提升与预期管理筑牢内需根基。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稳收入、稳预期。需要落实非公有制企业支持政策，增强经济安全感；同时通过中国制造“走出去”，为海外市场创造就业与增长，反哺国内企业订单与信心。政策信号应保持稳定连贯，通过精细化落地缓解市场焦虑。

  经济大家说：长期以来，中国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较低，如何通过制度性改革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董煜：关于收入分配，本质上是怎么分蛋糕的问题。但我一直觉得，不要只看切蛋糕，而是要想先做大蛋糕，因为只有把蛋糕做得更大，切蛋糕才更容易。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消费部分，非常明白准确地提出实施城镇和乡村居民增收计划，这就是看到了消费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于从源头上增加收入。而收入的逻辑是就业，就业的逻辑又与创造岗位的企业和市场有关。

  所以，所有的收入、消费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怎么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怎么创造更多的就业，让企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所以就消费论消费，或者就收入论收入，只是狭义的经济政策的概念，真正广义的经济政策概念是要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让各个企业都看到政府推动的成长机会，才会愿意多招人，招的人才能留得住，才能有收入的提高。

  从政府角度来说，城镇和乡村居民增收计划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方案，除了收入分配本身外，一定会从就业、产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环节系统构建政策体系。

  经济大家说：展望未来，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需要突破的几个关键性卡点分别是什么？

  董煜：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包括产业体系、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

  产业结构方面，最大的挑战是怎样让新兴支柱产业成为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主动力。十五五在产业方面的重点是新质生产力，但新的产业毕竟只是起步阶段，很多还没有规模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去补上旧产业留下的空缺，会是一个挑战。

  区域结构方面，我们传统意义上分析区域问题，一般会说东西平衡，但现在因为有了主体功能区，以后会更加精细化。核心问题就在于，比如中西部地区，增长极能不能带动起来，而不是笼统地看中西部地区本身发展怎么样。

  城乡结构方面，客观上，我们现在城镇化的步伐没有以前那么快，但城镇化率也达到67%，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记录。下一步，城镇化还有潜力，特别是农村人口进城后，非流动人口要更多转为城市户籍人口，需要的公共服务能否跟得上，会对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房地产、消费，都和这样的一个问题紧密关联。核心问题还是落在由乡转城的过程中，经济的动力能不能增强。

  人口结构方面，突出矛盾在于，未来五年高校毕业生还会继续创新高，与此同时总人口处在下降过程中。在一些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的规划布局都会受到人口变化的影响。去年以来我们已出台了新的支持生育政策，到底能多大程度上稳住人口结构变化，随着高校毕业生每年创历史上最新的记录，就业问题又如何平衡，这是十五五期间要面临的很大挑战。

  经济大家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哪些产业将成为“十五五”时期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新引擎？政府该怎么样提供支持？

  董煜：在新质生产力方面，新兴起的产业已形成了比较大的规模，未来产业还没形成规模，但下一阶段会走得快一点，比如能看到到的，机器人等。

  新兴产业方面，有一部分已经领先，如新能源车、高端装备等，还有一些正在呈现迅速增加的态势，如创新药等。预计在“十五五”期间，这一些行业很快会在整个经济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目前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占GDP的比重是17%，到2030年预计可能达到23%以上。

  而像未来产业的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还不确定真正的质变会在什么时间点发生，但至少要做好相关准备，包括该有的投入。

  我们能够做的是在“十五五”的前半期，对未来产业加大资源投入，然后动态更新未来产业的发展图谱，确保最好还是不要错过产业的发展趋势。

  中国有比较全面的产业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所有创新都能找到应用场景。因此，只要有应用端的支撑，有很多东西从试验到落地，再到成规模，速度可能会比别人快。

  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在很多苗头性趋势性的阶段，先不要去加太多限制，而是多看一看，让那些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能更快成长起来。

  所以我相信，“十五五”期间，中国不会错过以AI为代表的产业革命，甚至有可能是在某些领域能够走得更快一点。

  以地方政府的努力，加上中国每年有全球最多的工程师的供应，按成功率来计算，“十五五”期间一定会迎来产业和科技方面又一轮的爆发。

  经济大家说：您提到我们很擅长做从1到N这件事情。在AI产业化过程中，政策支持该怎么样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在“十五五”期间的招商策略呈现出明显转向，从传统的项目招商，转向更看重招引人才与孵化初创企业。

  全国各地已形成一系列支持性做法，例如提供宽松友好的发展环境，推动产学研协同，配套相应的金融与政策支持。

  经济大家说：随着AI这两年迅猛地发展，AI人才竞争也是日益激烈。如何确保人才供给的数量跟质量？

  董煜：关于AI人才竞争的看法，我认为真正从事核心技术研发的人可能只占一小部分，更多人才需求在于让各行各业人士掌握AI应用能力。

  每次技术革新均伴随就业结构调整，此次AI带来的替代效应可能更广泛深入，客观上是有可能存在的。

  在政策层面已经有所行动，在关键核心技术及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领域，加快技术突破与应用；在关乎基础民生与普通劳动者就业的领域，采取相对稳妥的推广节奏，注重社会承受力。

  总体导向是在动态中平衡，既不因担忧就业冲击而延缓技术落地，也不放任其对就业市场造成剧烈扰动，而是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创造新就业岗位、推动劳动力结构渐进升级等方式，积极动态地应对转型挑战。

  董煜：一方面，强化市场化与柔性流动机制：针对创新领域，建立更具弹性的人才流动政策，打破流动壁垒，使人才配置更契合创新需求。如浙江向专科生发放补贴就很有眼光的做法。

  另一方面，注重长远生态建设。在制定人才政策时，考虑短期需求与长期结构优化的立体化人才队伍，避免“抢人”内耗。

  经济大家说：我们也看到今年各行各业在展开反内卷行动，甚至AI新兴行业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激烈的竞争，有一些同质化的AI出现。我们如何去区分良性竞争与恶性内卷的差别，您觉得政策层面有哪些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内卷问题？

  董煜：如果竞争破坏了产业生态，对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政府。

  除此之外，需要尽可能界定范围，正面带领企业，以服务和质量取胜，而不是打价格战。

  所有人都会奔着风口去，在AI等新兴起的产业热潮中，“一拥而上”其实能够理解，但要警惕同质化竞争可能引发的产业生态风险。重点是维护供应链上下游，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

  在此过程中，政府应秉持审慎原则，当生态破坏波及中小企业时适时介入，其余则主要是通过正向引导，鼓励企业依靠服务质量与技术特色赢得市场。

  同时，我们应认识到AI产业链条长、覆盖环节广，这为企业差异化发展提供了空间。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寻找自我的发展特色，别人不能替代。政府既要鼓励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更好地发挥作用，也应鼓励小而精的“小巨人”企业，其中有一些可以加快成长为独角兽企业，实现更好的示范效应。